褚橙之争落幕,90岁的褚时健终于不再烦恼
他们活在一个这样特殊的家庭。《褚时健传》的作者周桦有过一个被喻华峰称为“睿智”的论断:除了李亚鑫,这个家里几乎每个人内心都有过巨大的伤痛,而且在很多年里,一家人没有生活在一起。回看这个家庭的经历,许多过往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显然,要求褚家能够像寻常百姓人家一样有着无忧无虑的快乐,实在是太苛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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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6天,就是褚时健先生90岁的生日。他累了,想退休了。
一个多月前,老朋友王石造访哀牢山。席间他悠悠开口,“现在(我)90了,很多时候心有余力不足,这也是自然现象。但我这一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也对得起我家庭几代人,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再早一些,本来生活CEO喻华峰到玉溪,褚时健同样告诉他:“我今年90岁了,没有什么遗憾了,可以轻轻松松过百岁。”
说这话时他满头白发,站在哀牢山的橙园。一年时序轮替,丰收季如期而至,正是橙黄之时。缥碧的天,远处云雾缭绕,瀑布翻起白浪,滚滚而下。每种颜色都清澈明亮。
2002年出狱后,褚时健在这里度过了15年时光。与他生命中之前的日子类似,他乐于劳作,追求技术,掌控一切细节。身边的员工说,当他问到“今天下雨了吗?”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不是“下了”或者“没下”,而是“下了,从几点下到几点,一共下了多少毫米。”
但终究是上了年纪,人们如今更多地在玉溪大营街附近的菜市场看到他。
现在每天早上,褚时健都慢悠悠在菜市场里晃。一会儿拿块牛肉,不要太柴,要有点筋骨,买回去烤肉不错。再挤进人堆里抢一斤饵块,回家做烧饵块吃吃。看到水果摊摆了橙子,也支使儿子褚一斌拿俩,凑上去闻一闻,“没有香味,怪得很”。
这张脸在玉溪太有辨识度了,儿子褚一斌说,这几个月老爷子遭偷了四五回,气得他每天只带两百块菜钱出门,下车前还要藏在夹克内袋里。
在与王石见面时,现场有人拍下了褚家人的照片。褚时健一侧坐着夫人马静芬,另一侧坐着外孙女婿李亚鑫,最边上坐着儿子褚一斌。外孙女任书逸和孙女褚楚则站在一旁。这家人看起来融洽、和气。
能有这样的状态不容易。过去的两年里,只有最亲近的人才知道,这个家庭经历了怎样的自我折磨。
2
这两年,褚家在公众视野里的曝光度不低。
2015年,褚橙质量下滑。个子小、皮色不均匀,口感酸,坏果率高……这一年市场给出的回馈并不乐观。褚时健因此在媒体上公开道歉,并提出了质量、途径、品牌等方面的改善办法。第二年,他们砍掉了37000棵树。
同样是2015年,褚家被传“内斗”。
这年10月,褚一斌召开发布会,宣布和天猫商城的独家合作。短短11天之后,李亚鑫在另一场发布会澄清,褚橙没有和天猫独家合作的计划。这两场发布会,褚时健皆出席。
褚时健独子褚一斌,在外流浪20多年,最终被父亲召唤,从新加坡归来种橙。而外孙女婿李亚鑫,从2008年起便扎根哀牢山,一手建立了褚橙的营销体系,是当时褚氏排在褚时健之后的第二话事人。
一时间,两场发布会的争锋相对,被外界理解为“内斗”、“接班人之争”,而褚时健两次出席,被解读为“面对儿子与外孙女婿,选择两难”。
这一次,每日人物遍访褚时健及身边至亲,他们皆称事情比传言要简单得多,“没有那么复杂”。
李亚鑫不认为那两场发布会是“内斗”。他说,当时的想法只是要纠正错误的方向。“我们是实体企业,就像开小卖部,我们在天猫、京东、还有当时红火的中粮、苏宁都有小卖部。我们不能掺和平台竞争。跟这个独家合作了,是不是其他家都关了呢?”
但传言中也有真实的部分。他们都承认,那段时间,褚时健确实是已经在思考接班人的问题。
做这个抉择,褚时健花了近两年时间。
他心情低落,疾病缠身。除糖尿病外,尾椎和腰椎间盘突出也变得严重。眼睛已经看不清文件。由于神经压迫,他的右腿肌肉正在慢慢萎缩。此次采访时我们看到,他必须扶着身边人的肩膀,才能勉强行走。
褚一斌甚至觉得,父亲心思涣散,是当时褚橙出问题的主要原因。“做农业,面对的是一个生命体,它不像工业那样标准,而是随着天气变化,管理方式也要变。所以一旦心乱了,判断容易出差错,父亲不是神,是人。”
这不是他的作风,与市场交战几十年,极盛时他掌管纳税两百亿的红塔集团,都是雷厉风行,说一不二。
多年的合作伙伴喻华峰理解他——他不是按照企业的手段,而是按照情感化的手段来处理这件事。“我个人理解,就是因为褚老个人的经历,导致了对这个事犹豫不决。他想对得起外孙女,也想对得起儿子,毕竟是中国人,对儿子也要有交代。都希望能照顾到。这就是一种纠结。”
这是褚时健的软肋,“每个人都有另外一面,你从这儿能看得出来吧?那没招儿。”
3
他的软肋是什么?
如果你见过褚家的家庭照,你很难不感叹,褚时健的外孙女任书逸(小名圆圆)和女儿褚映群长得实在太像了——大眼睛,瘦削的下巴、薄嘴唇,她们有同样沉郁甚至是带着哀伤的眼神。
圆圆那张脸对他来说,就像一个永恒的提醒,关于亏欠、遗憾与思念。李亚鑫知道,褚时健是把对女儿全部的爱,都投射到了圆圆身上。
女儿不易。她从出生到长大,褚家经历反右、文革,十几年身如飘蓬,迁徙不定。褚时健曾这样描述那些年的生活:我从一个农场换到另一个农场,三四年间换了3个农场,一家人的命运被别人牵着走。有什么办法呢?那个年代,没有几个人能自主命运。我们待过的每个地方,地名其实不重要,对我来说,那些地方只代表了一个词,苦挨。
1995年,时任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的褚时健,被人检举,卷入了省部级领导在云南以烟谋私的案子,妻女都被关押。入狱后不久,褚映群在河南监狱自杀。
听到这个消息时,褚时健在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令狐安家里,当即痛哭失声。这是他成年后第一次在人前失控。律师马军记得,那时一见面,褚时健就拉着他的手哭了起来,说:“姑娘死了,死在河南,自杀了!”第二句话是:“是我害的我姑娘。我要是早一点听了姑娘的话退休,姑娘就不会有今天。”
褚映群的死,在此后这么多年里,褚家任何人心里都过不去。它弥散开来,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如空气一般的存在。
圆圆同样不易。褚映群死后,褚时健和妻子马静芬受审,独子褚一斌远避国外。因为父母早已离婚,也无法投奔父亲,圆圆成为孤女,寄养在别人家中,甚至改了姓——谁也不知道褚家会有今天,当时褚时健担心的是案子会影响到她以后的发展。
她沉默、内向,背负巨大阴影度过了她的青春期。李亚鑫说,当时她借住在褚时健的旧友任新民家,窘迫到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任新民看不过去,说太可怜了,我带你去买衣服。
2000年左右,圆圆高中毕业,去加拿大读书,在那里与李亚鑫相恋。学费是任新民负担的,她不敢要太多,自己拼命打工、拿奖学金。就算有急需,也不好意思找任家开口。
家庭变故塑造了她的性格底色。现在她已成为一儿一女的母亲,家庭幸福,她依然不爱说话、不爱见人。在公司她负责财务,对着账本过日子。一下班,她就回家,基本不与外界接触。
还有一件事,褚时健无法忽略——在他做褚橙最艰难的2008年,是圆圆和李亚鑫放弃了加拿大的工作、签证以及可能的绿卡,回来了。“当时我们考虑到他俩年纪大了,没人在身边,我们就说那算了,那我们就回来。”
回来第一年,李亚鑫的月薪是1200块。到了年底,他们盘点一年的账,全公司全部收入加在一起是三十万九千六百元。李亚鑫心里打鼓:他们马上要结婚,会有孩子,同时要负担褚老夫妻俩、员工等的日常开销,这个收入实在困难。
没办法,加拿大是回不去了,路只有朝前走。有件事他印象很深,有一年过完年,还有几百吨橙子没卖掉,有个经销商开价4块钱一公斤,要求褚家负责包装、运费。李亚鑫希望能再加点。这位先生说,那就3块8吧。李亚鑫愣住了,迟疑几秒,问能不能回到4块。那人骑着摩托走了。自此他知道,建立自己的销售体系、把议价权握在自己手里有多重要。
方向对了,高光时刻很快来了。2012年,他们与刚刚创立的本来生活合作,那年褚橙进京,很快名满京城。
褚橙与本来生活,两者识于微时,日后皆渐渐壮大,双方建立了足够的信任。李亚鑫说,在最初那几年,他们甚至连合同都没签过。喻华峰对李亚鑫的评价是,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对市场的理解到位又踏实的年轻人。
4
2021年11月底,我在昆明见到了褚家的另一位继承人褚一斌。
他和李亚鑫确实毫无共同之处。35岁的李亚鑫是个实干家,谈话间他眉头紧锁,嘴里都是数据、方向、策略,某些瞬间你甚至觉得他和褚时健共享一个严谨的老灵魂。而50岁开外的褚一斌性格里有更多自由、随性的东西。
气温不超过3度的昆明雨夜里,他单穿一件衬衣,要求在露台上做访谈。这位接班人,不做铺垫,上来就直奔他与父亲的矛盾。他于50多年的岁月里,拎出来的都是他们之间争执、压力、互不信任的故事。
这对父子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褚时健一生波折,被打成右派、入狱、痛失爱女,人们尤其是财富阶层,在他身上获得对自我境况的投影式认知,对他致以同情与敬意。但他身上那种对国家集体的顺从、对人际关系的小心翼翼一直不改,90岁仍每天看新闻联播、学习十九大报告,称赞领导人的魄力。
褚一斌则不同。他在国外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信仰个体自由、灵魂独立。他有强烈的爱憎,用他的话说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他认为父亲对他的禁锢“不公平”。
特别是这一两年,老爷子不知该如何抉择,脸上都是烦躁与挣扎。褚一斌就是他最大的发火对象。“他只要觉得能把这个火发在我身上,他就乱发。哪怕你走一步路走歪了,拿个东西拿慢了,稍微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他就开始说你们这些人,办事靠不住。”
来自父亲的压力,是从童年时代就有的。小时候生活条件差,他缺钙,到了三四年级走路还摔跤。父子俩一前一后走着,他“啪”一下子摔倒了,褚时健不是鼓励,而是吼他:怎么这个岁数连路都不会走?你还会干嘛,会吃饭吗?他不敢哭,默默爬起来,继续走。
他大学毕业时,正是红塔集团极盛时期。他拼命想逃离父亲安排好的人生,认为这种爱太沉重,因为爱不让他独立,又因为爱,恨铁不成钢。“这最无聊,最伤害人”、“我不想要,想躲开”。
褚时健当时提出条件,说他结了婚就可以让他出去。他立马找人结婚,离家后不久便离婚。30年后他面对我们,把这段关系定义为,完全为了赎得自由而进行的婚姻。
褚一斌先到了日本,后来又流浪到香港、新加坡,最初是不愿意回去,到了1995年褚家出事,变成了回不去。羁旅新加坡,一晃10年。
但二人终究是父子,打断骨头连着筋。褚一斌记得父亲最脆弱的时刻。那是2005年,母亲马静芬因为癌症在上海治疗,褚时健当时也病倒了。因为身份敏感,褚一斌已多年没有回国。
那一次他实在担心,从新加坡飞到上海。早上7点多进了病房,褚时健看到他,一下子跳起来,抓住他的手,“你怎么回来了,有没有问题?”他眼睛里那种关心和在意,褚一斌活到40多岁从来没见过。
到了2012年底,一生强悍的褚时健,对儿子做出妥协。跨国电话里,他问远在新加坡的褚一斌:“我年纪大了,也跑不动了,你看怎么办?”
褚一斌明白父亲的意思。他能说到这个程度,已十分不易。“我明白”,褚一斌也答得很快。
这一年,他真正回到玉溪的山野,跟随父亲种橙。
5
2021年6月,“内斗”的传言早已停歇。褚时健也终于决定与自己内心停战。他花了两年时间,做出了决定。
召开家庭会议前,他叫来李亚鑫和圆圆,告知他们自己的安排,二人表示接受——
褚时健决定,将褚氏的母公司新平金泰果品公司,交给儿子褚一斌。
2021年春夏时节,褚一斌就将正式接管哀牢山这片孕育了“褚橙”的果园。此后褚时健将只承担顾问的工作,不再管具体业务。目前,公司已经由褚一斌的女儿、从海外留学归来的褚楚代管。
此外,外孙女任书逸、外孙女婿李亚鑫、孙女褚楚、儿子褚一斌,还会各自有自己的公司和基地。
被问到如何看待褚时健的决定时,李亚鑫没有回避。他说自己支持褚老的任何决定,一切听他们的安排。“我从一无所有,1200块钱工资,做到现在,有了自己的基地和选果厂。而且褚老教我做事,教我很多为人的道理,我觉得人不能太贪心,他能教会我这两点足够了。现在我已经看得很淡了。都无所谓。”
但还是能在某个瞬间看出,他并非毫不在乎。采访快结束时,我随口问到,褚老早年有没有提过接班人的问题?他迅速告诉我,提到过,并报出了那篇新闻报道的出处,拿起手机要搜出来。最初他没找到,中途起身接了个电话,再找,终于找到了,展示给我看。
那是2010年凤凰网的一篇报道,接受采访时褚时健说,自己还可以干个七八年不成问题,到那时外孙女和外孙女婿培养得也差不多了,这片果园就交给他们。
目前的格局之下,很难看清褚家未来的发展方向。
褚一斌相信资本的力量。这是他在新加坡那些年摸爬滚打的经验。他靠金融投资,养活了一家人。前些年,他也跟褚时健提过要引入投资,或打包上市,被褚时健拒绝。
这次采访他主动提起,“在某个阶段,他很反感产业和资本市场的融合,有好几篇文章都提到,对上市他是条件反射式的反对,大家就说他是一个匠人,我说错,绝对是错。如果他是匠人,在九十年代,云南省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是他修的,澜沧江的水电站,他去做了,投了上百亿,也是跟银行借钱去投的。这是一种战略,一种格局。”
资本,正是李亚鑫反对的东西。
两个半小时的采访,他花了近一个小时来解释,资本会对褚橙这个品牌有多大的伤害。一边说,他掏出书包里的方便面,身边放着行李箱。这个月,他从云南飞到武汉,再到深圳、上海,最后去广西,都是拜访经销商。褚橙的品牌,维护起来并不容易。
这是他最害怕失去的东西。“如果大量的资本进入,他们是要求回报的,你必须拼命扩基地,或去搞其它的投资,到时候褚橙品质怎么保证呢?国外的水果企业没有一家上市,为什么不上市?因为农业的标准化太难了。不应该要褚橙去赚钱,去搞资本的钱,这对品牌是很大的影响。”
和两人对话下来,能感觉到他们在许多方面观点迥异,甚至有隔空辩论的意思。但实际上,这么久以来,他们没有真正坐下来好好聊过。
他们活在一个这样特殊的家庭。《褚时健传》的作者周桦有过一个被喻华峰称为“睿智”的论断:除了李亚鑫,这个家里几乎每个人内心都有过巨大的伤痛,而且在很多年里,一家人没有生活在一起。回看这个家庭的经历,许多过往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显然,要求褚家能够像寻常百姓人家一样有着无忧无虑的快乐,实在是太苛求了。
但他们有最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在生活里维持和气。褚时健老了,他们希望自己至少能做到,不让老人再去揪心他们的关系。
6
宣布继承人的决定后,所有人都觉察到了褚时健身上的轻松感。他终于撂下了人世间塞给他的最后一个难题。
《褚时健传》作者周桦每年都会与他见面。她说现在他最希望的是安静:“褚老是一个对平淡生活非常有渴望的人,这些年外界对他的打扰太多了。”
回到家庭里,坚硬褪去,柔软露出。他用克制而笨拙的方式,想要照顾到每一个人。
圆圆过生日时,他会给她写信。年纪大了,他写不了太多东西,但会反复说的是做人的道理,希望她实实在在地把事情做好。在周桦看来,这实在“深情”。
我和李亚鑫吃了一顿饭,饭桌上他说自己不吃鸡肉——因为在圆圆坐月子时,褚时健总是煲好鸡汤送到她家里,圆圆只喝汤,李亚鑫只好“消化”了太多的鸡肉。
他对圆圆的孩子同样用心,一儿一女,男孩儿的小名是他起的,叫小胖。女孩儿直接跟了他姓褚。有一次,小胖想吃西瓜,但那时西瓜没上市,褚时健叫驾驶员开车跑了40公里,从通海县买了西瓜回来。
他们就住在一个小区,走路两分钟就到。李亚鑫夫妇忙,要是有两天他们没回家吃饭,第二天一大早起来,褚时健准在他们家门口坐着,已经等了很久了。这是无声的提醒。
他也思念褚一斌远在新加坡的3个孩子。平常,他不管和谁都是讲云南话,当年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来考察,他也是一嘴云南话应对。唯一能逼他讲普通话的,就是新加坡的孩子们。有时候他们故意使坏,说,啊,爷爷,听不懂。他一着急,就憋出一嘴蹩脚的普通话。
去年10月,网上有消息说他去世了。褚一斌那天在公司谈事,一路电话不断,最开始他觉得没什么,直到中午11点,王石的电话也来了,一接通那边语气沉重:“兄弟啊,你要沉住气啊!”他问什么意思,王石说“老爷子不是走了吗?”
知道这件事,在玉溪家里做饭的褚时健笑了。“我现在知道了,原来社会上还有这么多人关心我啊。”褚一斌说,他心里扎实着呢。
90岁的日子,热闹消失了,时代、历史、命运这些大词也都消失了。他还在。他早起买菜。他逗逗家里两只大狗。他去子孙家里串门儿。他给老伴儿夹点菜。书是不看了。光阴在玉溪大营街这宅子里缓慢地流逝。
他脸上已经有了那样一种淡定自若的神态,似乎一切已尘埃落定。这世上任何事,都将不再和他产生关系。
作者:每日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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