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丘成桐：中美科技竞赛，谁会赢?

12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第一次国家安全战略演说中，称中国为“对峙的政权”，认为中国试图“挑战美国的影响力、价值观和财富”。 而一份总结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新文件更进一步把中国和俄国都标签为“修正主义者”，指责它们想“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的世界”。

特朗普对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而提出的战略蓝图，其核心元素点名中国：“中国的主导地位在它所处地区和其他地区，都会削弱许多国家的主权。”这个战略要求在亚洲地区打造更强有力的传统联盟和新的伙伴关系，来面对地缘政治竞争，并就此提议了一项新政策：限制签证，以防止外国人盗用知识产权，特别是前往美国学习科学、工程、数学和技术的中国人。

以商业利益挂帅的特朗普政府不止一次点名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其实在2021年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国防部已经对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大量资源投入敲响警钟，这受到了《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很多美国主流媒体的深度关注。

特朗普政府在谈论对华贸易不平衡时，也经常影射中美之间的科技较劲，包括中国国务院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该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包括 2030年中国在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并且中国政府准备导入1000亿至1500亿美元打造中国本土半导体产业，宏伟目标为实现2025年中国产业所消耗芯片的70%为国产，到2030年在各类芯片的设计、制造和封装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不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中美之间现在已经进入了日益白热化的科技竞赛，牵涉的不仅仅是科学研发、商业创业，更有军事和政治。在这场中美的科技竞赛里，中国能够如期“蛙跳”而赶上、甚至超越美国吗?

同时，特朗普国家安全战略的导向，对于中国学者到美国进修、就业、拿签证，是不是有所影响?对于“科学无国界”的理念和中美之间科学的研究交流，会不会造成打击?

我想谈论这些问题，没有人比数学家丘成桐更有资格了。

丘成桐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微分几何和数学物理界泰斗，他证明了卡拉比猜想，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卡拉比-丘流形概念，成为物理学中弦理论的基础。丘成桐在1982年成为第一个获得菲尔兹奖(号称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华人，1994年得到克拉福德奖，2010年成为第二位获得沃尔夫奖的华人数学家。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我特别想听听丘成桐对于中美科学竞赛的看法，因为他目前也是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主任，对于美国和中国科学界以及教育界，都有第一手的亲身体验。长久以来，丘成桐批评中国的大学基础科学教育薄弱，我很好奇，中美目前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多方面的竞赛，会不会由于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薄弱而受到影响?另外，中国学生现在会不会趋向于更容易套现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实用领域，而抛弃了基础科学中的数学和物理?

这是我和丘成桐最近做的一次对谈：

刘裘蒂：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名词是“中国特色”。您认为科学无国界吗?还是中国的科学界将会以一种“中国特色”发展?如何描述这个“中国特色”在科学研发中的体现?

丘成桐：基础科学总是合乎自然界的规律，放诸四海而皆准，确是没有国界。至于科学的应用，因时制宜，因地而改变，可以有地方的特色。但是基础科学的范围宏大，一群科学家聚集在一起，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品味，在选择硏究对象的时候，会受到文化气息的影响。文化深厚的国家，往往对基础科学会有更深入的贡献，但是有些国家，例如美国，是全球菁英荟萃的地方，因此也受到其他地方文化的影响;反过来说，在美国产生的科学文化，就长期地引领世界多方面的发展。

汉朝、唐朝、宋朝的科技曾经领导全球，却是以应用为主导。

另一方面，16世纪的意大利，17世纪以后的英国、德国和法国，对近代科学却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因此应用科技的发达远远超过古代中国，其间的发展，受到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哲学文化的深度影响。

在20世纪，中国的科学早期也深受欧美的影响，例如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钱学森、陈省身等人，都受到欧美大师的教育。解放以后，开始受到俄罗斯的影响。华罗庚和陈景润等人就受到俄国大师维诺格拉道夫的影响。中国科学界现在正在摸索自己的特色，但是还是没有完全成熟。

刘裘蒂：20世纪期间原子弹的发明过程，就是一个多国之间的科学竞赛。您认为现在科学的研究，是不是避不开国防、国家安全、国际关系的敏感考虑?

丘成桐：良好的基础科学，对于科技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应用，对人类文明有极大的贡献，但是也可以毁灭人类文明。例如核子物理的学问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但是也可以去产生原子能，解决世界能源的问题。所以联合国和各国政府需要有效地控制科学在社会上可能产生的灾难。

举例来说，现在很火热的人工智能以后必定会在战争上受到大量应用，可以大量地毁灭人口，必须受到控制。

刘裘蒂：特朗普最近在演说中提到对于中国科学学者的防范，因为他们可能对于美国在知识产权及国家安全方面产生威胁。其中被点名的领域包括了数学，为什么基础科学如数学被点名?

丘成桐：现在的特朗普政府不欢迎某些国家的科学家的政策，违背了美国开国以来立国的精神，不受到美国名校的认可，我认为他们这个立场必定会改变的。

我不知道特朗普政府对数学的硏究采取什么态度，有可能注意力是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方面，不在基础数学。数学是基础科学之母。它是一切应用科学的基础，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特朗普政府才注意它。

刘裘蒂：根据您的观察，美国现在已经收紧对于中国学者到美国求学和就业的签证吗?

丘成桐：我目前还没有发现你说的现象。可能美国政府的政策还没有开始，也可能哈佛大学有办法吧。

刘裘蒂：我也听人说，在中国拿了“千人计划”的头衔、或是项目资金，便会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高度关注。据您了解，是不是真有这样的情况?

丘成桐：我的朋友说在网上有很多华裔学者表示有这个可能性。其实在三十年前，华裔学者和学生刚开始到美国时，美国的情报局就会问我：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每半年就问我关于我的几个学生，例如曹怀东、田刚、李骏等人在干嘛。

刘裘蒂：从李文和、陈霞芬、到郗小星，不少华裔学者在美国遭到法律上的诬陷，目前在美国搞研究的中国学者，是不是人心惶惶?

丘成桐：暂时还未达到人心惶惶的地步。但是大家都有所警惕。

刘裘蒂：能不能谈谈您现在研究的重点?还有请您“科普”一下，这些研究的方向是不是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应用领域有所重叠?

丘成桐：我主要硏究的对象是几何学及微分方程，它们和弦理论、广义相对论、及一些应用数学有关。

刘裘蒂：您现在在中国带什么样的项目和学生?每年在中国待多长时间?

丘成桐：我今年在哈佛休假，6月以来都在中国，也讲课，也带学生。

刘裘蒂：在中国受到政府或是企业的赞助吗?

丘成桐：最主要的精力是在清华大学的数学中心，还有科学院的晨兴所也花了我很多工夫，各有突出的成就，已经领先全国。我在浙江大学也有个所，一直以来做得很成功，十多年前就将浙江大学的数学排名提升到全国第三，但是这十年来，由于人事的变动，浙江大学只给这个所每年经费200万元，在这种微弱的经费支持下，这个所根本不可能做任何事情，现在浙江大学数学也因此排名第十以下了，甚至不入教育部的第一流标准。

刘裘蒂：谈谈中国现在的双创环境，是不是“创业”多于“创新”?

丘成桐：创业多过创新。

刘裘蒂：在创业的环境主导下，是不是有更多的中国学子投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热门、可以及时套现的“实用”领域?

丘成桐：创业有多方向，没有基础科学和理论的支持，你说的国内最火红的应用科学，恐怕只是跟着欧美来发展，难以理解为中国特色。

刘裘蒂：您曾经评论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薄弱，现在还持同样的观点吗?这对中国在想要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蛙跳”，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丘成桐：现在还很是薄弱，但是比以前好得多了。所有具有深入和长远前景的科技，必须要有理论的支持。中国对于理论的投入还是不够。

刘裘蒂：去年美国国防部针对中国的人工智能投入发布了白皮书，受到《纽约时报》等媒体的高度关注。特朗普政府经常抨击中国政府主导的科技投资。您觉得中美已经展开全方位的科技竞赛吗?

丘成桐：美国在科学上的投资和基础，已经比不上从前，但是还是远超过中国，暂时中国的科技落后美国，还谈不上竞争，我们还在学习。但是现在中国正在走正确的方向，找到大量一流的人才，不单单是中国海外留学生，还有非华裔的学者都开始到中国来工作，我相信中国在短期内会有大改变。科学研究的竞争，只要是公平的，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和对大自然界的了解来进行的，没有一个国家应该去批评其他国家在科硏上的投入。

刘裘蒂：所谓的中美科技竞赛，对于像您这样在两边有项目的学者，不论是在接受赞助或培育人才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顾忌?

丘成桐：在纯属硏究基础科学上，没有顾忌，只要有好的经费，在美国和中国一起做，应该没有问题，至少中美的高校都认可这个看法，我们认为这是双赢的事情。

刘裘蒂：请您谈谈目前中国和美国进行科学竞技时的优势和劣势。在哪些领域，您认为中国更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丘成桐：美国在大部分科技上，仍然领先中国，但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很成功，基础已经打开，要迎头赶上，并不困难。要看政府用人用经费，处置得当，短期内可以在很多项目上，挑战其他国家的科技成就。至于什么项目最容易超前，杨振宁先生20多年前就提出：数学是最容易超前的，我很赞成这个看法，即使到今天，这个看法还是正确的，但是一些中国学术机构的领导人却误导了数学的硏究方向，急功近利，在基础数学还没有打好基础前，就全力去发展比较不踏实的应用数学的一些分支，结果应用数学也没有做好。这种做法和成功的美国名校的做法背道而驰。所以要超前，需要有深度的看法。要领先世界，现在的中国在很多方向是可以达到的。事实上，在某些数学的发展方向，我们在清华大学的数学所已经达到世界前茅。

刘裘蒂：中国要在中美科学竞赛中超前，必须在教育和行政方面，做怎样的变革?

丘成桐：要打破院士专制的传统，打破官僚做法，打破外行领导内行的作风。

刘裘蒂：作为学者，您期待看到中美之间在科研方面如何地合作?

丘成桐：中美友谊，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超过一个世纪。所以互相尊重，互相扶持，是个双赢的局面。希望两国领导们以这样的原则交流。其实中美在学术界上早已有密切的交流，希望不会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停摆。

作者：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