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最大的恶，是让我们成为侵犯自己隐私的

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让我们漫不经心、漫无止境地侵犯别人的隐私，但这不是它们所作的最大的恶。它们最大的恶，是让我们成为侵犯自己隐私的同谋、共犯和帮凶，并且乐在其中、乐此不疲、乐而忘返。

说谷歌是当今世上最多人认为最了不起的品牌，不中亦不远矣。这家成立了只有20年的公司，今日的市值高达6千亿美元。更重要的是，谷歌彻底改变人类搜集材料、解决问题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据统计，全球每月有超过15亿人上谷歌查找资料。小至一个名字的由来或一只药物的成份，大至生命的意义和宇宙的奥秘，什么都可以用搜索引擎找到。

谷歌的创办人佩奇和布尔在1998年公司上市的时候表示，谷歌的宗旨是“将天下的信息和数据组织起来，好让世人查寻使用”。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使命，谷歌每天都在完成，并且似乎毫不费力，好像是做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举重若轻到这个层次，不就是海明威在《老人与海》歌颂的“压力下的风度”吗?

一家在所做之事和做事方式——即”style”和”substance”——两方面都令人赞叹的公司自然成为研究、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对曾经任职谷歌高层的人，著书立说解释谷歌的神奇力量，已经成为离开谷歌之后可以带来丰厚利润的“指定动作”。谷歌的前首席执行官舒密特与前产品研究部主管罗森伯格合着的《谷歌之道》最近面世，书中对谷歌独特的企业文化有详细描述。

谷歌目前的全球雇员接近五万人，但按照舒密特与罗森伯格的说法，它由一开始到现在，都是一家“连组织架构图的概念也没有的扁平公司”。比方说，每个星期五佩奇和布尔都抽空出席员工大会，会上员工无所不问，佩奇和布尔则有问必答。对于个人意识极强，又极度重视平等、自由和自主权的创意一族，这正是谷歌作为雇主的“致命吸引力”。难怪自创办以来，谷歌就一直吸引到像忍者一样有异乎寻常技能的所谓“smart creatives”投身，甚至献身。

自三年前逝世之后被吹捧为“管理之神”的苹果创办人乔布斯说过，苹果的管理层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思考。这是典型乔布斯式的言过其实，但单单是这套思维，就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苹果可以走在今日知识型经济的尖端。然而如果《谷歌之道》所言属实，谷歌比苹果走得更快：它特意拨出一些时间给员工，唯一要他们做的工作就是妙想天开。

书中提到，谷歌让每一个员工每天花大约五分之一的工作时间从事他们所喜爱的项目，目的不仅是要给他们一个梦想成真的机会，也是要令公司停留在“什么是可能”的最前沿和领先阶段。谷歌眼镜、自驾车和星际互联网都是这套政策催生的革命性产品。

人才是21世纪的最重要资产，这已经是老生常谈。问题是人才的特点在于它的流动性：在重视人才的智能型经济体系，人才所到之处，无时无刻都在招揽人才的企业大门常开，真正有本事的人又怎会愿意在一家公司呆得太久?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家公司可以“尽收天下兵器”。谷歌在没完没了的人才争夺战中往往棋高一着，得力于它异乎寻常的“企业软实力”。

去年，在《财富》杂志全球一百家最佳雇主排名中，谷歌位列第一。这是谷歌连续第四年占据这个位置，远远抛离苹果、微软、亚马逊和脸书等主要竞争对手。谷歌的人力营运高级副总裁博克在新书《工作至上》指出，一般公司强调的工作与生活的均衡对谷歌人毫无意义，因为如此令人感觉有意义和有成就感的工作根本超越了工作的传统定义。

如此说来，谷歌真的是无懈可击、无可指责吗?未必，看清楚一点，谷歌那句著名的格言“不作恶”其实充满作贼心虚的反讽意味。

富往往隐藏大恶，法国文豪巴尔扎克这句话也许可以改为“大生意背后往往是大阴谋”。

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历史学教授埃尔穆尔在《大国民：可口可乐资本主义如何炼成》指可口可乐在生产过程中，对水这地球最珍贵资源的耗用程度大得惊人——每年接近八万亿加仑。2012年，这家汽水制造商耗水超过全球四分一人口的用水量。当数以亿计的人无法得到稳定、安全的食水供应，这样用水不仅骇人听闻，简直天理难容。更何况如此挥霍无度、“倾家荡产”地用水，只是为了生产一种对身体有害无益、却令人容易上瘾的汽水商品。据统计，全世界每四个人之中就有一个有每天饮可口可乐的习惯。可口可乐赚取天文数字的利润算不算是昧心钱，读者可以自行判断。

谷歌当然不是可口可乐。表面上，它没有透过制造和满足对我们有害的“虚假需要”来赚我们的钱。可是，这并不表示谷歌一直以来都是在行善而没有作恶。2014年9月24日出版的《纽约客》杂志有一篇题为《从湮没无闻中得到慰藉》的报道，指谷歌作为“几乎什么也可以找到”的搜索引擎，已经严重侵犯了我们“被遗忘的权利”。

在互联网时代，“被遗忘的权利”就是不在网上被谷歌等搜索引擎找到的权利。这似乎是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其实不然。谷歌的使用越普遍，它的搜索功能越先进，找到的数据越巨细无遗，我们便益发无法控制与自己有关的信息的传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和过去，但有关的资料只要被放上互联网，不管当中有多少是穿凿附会、以讹传讹和刻意中伤，要把它删除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谷歌要“将天下信息和数据组织起来，好让世人查寻使用”的宗旨实在有点令人毛骨悚然。

在这方面，欧洲人比我们幸运得多。地位等于欧盟28个成员国的最高法院的欧洲法院去年裁定，其管辖范围内所有国家的市民有权禁止谷歌提供包含他们个人信息的“断章取义、不相关和超出搜寻目的所需”的报道链接。

这个裁定在英美两国招致一面倒劣评。《纽约时报》批评它扼杀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英国上议院指裁定“原则上不正确，实际上不可行”。其实一个人在行使自由的时候不可以伤害别人，这已经是常识。欧洲人对个人资料的保密特别重视，这是纳粹党给他们的血的教训。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等都是揭人隐私的专家，他们将揭人隐私制度化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在他们监管下的社会，不但公民的私生活屡受侵扰，公民互相告发和检举更是常态。

归根究底，这不只是私隐权和知情权孰轻孰重的问题，也是如何捍卫人的尊严的问题。知情权的目的，不是要无休止地满足人的好奇心和放纵他们幸灾乐祸的心理。即使是公众人物，也应该可以保留他的“难言之隐”和“不想告人”，更何况很多人是在不情愿甚至不知道的情况下成为公众人物。

今时今日，私隐权被侵犯的现象司空见惯，始作俑者是通俗小报、八卦杂志和狗仔队。通俗小报、八卦杂志和狗仔队是侵犯我们隐私的风，它吹到来的时候，我们会把头上那顶装满私隐的帽子抓紧。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却是太阳，当它们照射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自愿拿走遮蔽我们私隐的兽皮和树枝。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让我们漫不经心、漫无止境地侵犯别人的隐私，但这不是它们所作的最大的恶。它们最大的恶，是让我们成为侵犯自己隐私的同谋、共犯和帮凶，并且乐在其中、乐此不疲、乐而忘返。

私隐是文明人的精神特质，是我们人格尊严的最后防线。我们对它不设防，就是放弃做人的尊严。那件收藏在柜子里的骷髅，唯一可以证明的是我们的人性。

作者：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