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公司不能拿网络自由作挡箭牌

起初(我的意思是说，比如，20年前)，一切都很简单。互联网属于每一个人，又不属于任何人。它是一个不受政府干预的空间，是一个让个人的声音得到聆听的地方。数不清的数字化连接打破了国家之间的边界，也化解了关于不同政治组织体系的持久争论。还有，互联网还曾为硅谷和硅谷以外的科技极客们许下数不清的财富。

这种将网络空间视为独立的无政府王国的理想化说辞，仍能引起很多人共鸣。暗示各国或许有必要对网络空间实施监管，你会被指控为将这个真正全球化的社区“分裂化”。谴责谷歌(Google)或Facebook发布邪恶的宣传内容、鼓动别人去滥杀无辜，你就是挑战每个拥有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的人的自由。

可以看到这其中的原由。互联网是一个赋予人们力量和自由的地方。它是个人的盟友——共同对抗强权，是被剥夺发言权的人们发挥影响力的渠道。它打破了精英的信息垄断，并催生了新的跨国界社区。它正在完成始于卫星电视的这场全球政治觉醒。

最急于控制互联网的政府也是最害怕自由和民主的政府，这一点并非偶然。只要是有讨厌的独裁者存在的地方，你就会看到由技术人员组成的团队，在审查社交网络、消灭数字世界中的异见。

这其中当然一直存在托辞的成分。有些规则始终是适用的。当煽动无耻罪行的网站被关闭时、当儿童色情内容被清除时、或者当网络诈骗分子被抓住时，没有人抱怨。民主制度懂得自由和肆意妄为的不同——言论自由并不适用于在拥挤的剧院里喊“着火了”的情况。

科技公司一直娴熟地掌握着自己的定位。即便它们已成了全球巨无霸，它们仍将自己定位为对抗国家的无权者的守护人。当苹果(Apple)拒绝破解其一个昂贵手机上加密文件的法律要求时，它把自由当作了自己的挡箭牌。

中国政治

中国互联网：管控与获益

中国一直在经济增长和信息管制之间艰难地维持平衡。但中国能够一方面靠互联网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过滤掉随之而来的自由吗?有人认为，二者不可兼得。也有人认为，无论政治气候和审查状况怎样，中国仍将从互联网中收获经济利益。

当谷歌或Facebook被控发布煽动暴力的非法内容时，它们一本正经地声称它们根本不是传媒公司。不，它们是图书馆或邮局，它们不过是任自己的算法摆布的代理人。当然，如果其他人投诉这个或那个网页，它们会考虑撤下该网页，并且期待人们为它们的社会责任感鼓掌欢呼。

这种荒谬逻辑出自这样一种思维，即这些公司必须高于我们其他人。在最近与一些硅谷重要人士度过一个周末之后，我认为他们实际上相信他们自己推销的说法。

互联网不能服从国家的喜好或者文化敏感性。区区政治人士凭什么决定，比如，国家安全与发布解释炮弹制作细节视频的权利之间的界线何在?

从这些角度出发，苹果公司比政府或法庭更有权决定哪一种情况对社会更有利——无法破解的加密方式，还是让执法机构在追击恐怖分子时能够访问iPhone。

对于不这样认为的煽动性观点，回应是：那么你一定是站在“暗深势力”(deep state)那一边了。比如，认为应该允许特工们监测极端分子(比如那些对曼彻斯特和伦敦袭击事件负责的人)的网络动向，就是支持“大规模监控”。

在这个犹如“爱丽丝梦游仙境”的颠倒世界里，科技公司从用户账号里挖掘每一丝个人信息，为的是将这些信息卖给广告商。然而它们却怒斥任何政府干预，称这是在容许窥探个人隐私，或称这是朝威权主义迈出的一步。

事实上，对互联网的如下无政府主义期许：互联网处于创业家、创新者和善意极客的良性监督之下，当然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今天的互联网由少数几家跨国公司主宰，这些公司自私地以“特别”自居，这是它们回避其他每个人都要承担的责任的借口。曾经的颠覆者——想想亚马逊(Amazon)——现在成了寻租者。

谷歌掌握着全球搜索的四分之三;谷歌和Facebook两家占数字广告收入的五分之三——这样的市场能量让这些公司设定自己的税率、将竞争对手排除在外、并自行选择遵守什么规则。

经济学课本提供的答案是将这些公司拆分。在经济的其他领域，根本不会允许市场能量如此集中——看看石油和电信业过去的反垄断裁决就明白了。然而，我们也需要声明政治意图：这些公司不能凌驾于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和标准之上。

对于像英国这样，遭遇受网络宣传启发的恐怖分子袭击的国家，如何确定安全和隐私、或者言论自由和肆意妄为之间的平衡，永远没有一个“正确”答案。然而，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做出这个判断的应该是威斯敏斯特，而不是一些身在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校园的人。一些人说这是“分裂化”。我认为，更合适的说法是民主化。

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