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班，你过什么劳动节

 

　　虎嗅注：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假期最后一天，有多少人在加班?在当今这个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操过一万遍的世道里，真正意义上纯洁无邪的假期早已绝迹。

　　本文转载自网易旗下微信公众号“看客insight”(ID：pic163)，编辑：简晓君，虎嗅有删节。

　　尽管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但在象征着“抗争”与“劳工权益”的五一节期间，某互联网公司的小李还是选择了加班，理由是加班费是平时的3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蓬勃发展，小李已不再受40小时工作制的制约。二十多年前，老祖宗苦苦争取来的八小时工作制和双休日制度，如今“就像鬼一样，听说过但没见到过”。

　　英国z部长杰里米·亨特表示，英国人需要“像中国人一样工作”

　　百度第一神吧戒赌吧有两大广为流传的人生信条：一是“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二是“双休是必须的，咱无产阶级斗争了一百年换来的8小时工作制，可不能让这帮资本家坏了规矩。”

　　1995，深圳某市场，T恤上面印着“打工没劲”“下海吧”等字样

　　事实上，八小时工作制确实是无产阶级浴血奋战得来的。从1960年起，中国也开始实行每天工作8小时的制度，而双休日，则是1995年之后才有的事情。

　　然而，一个残忍的事实是：咱无产阶级斗争了一百年换来的5×8工作制已经坏了规矩。在当今这个被时代步伐操过一万遍的世道里，真正意义上纯洁无邪的假期早已绝迹。

　　129年前，国际友人为了8小时工作制奔走呼告，并将每年5月1日定为国际劳工节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愿望：加班是不可能加班的

　　19世纪初，席卷全球的工业革命开始改写世人的命运。

　　彼时的工厂老板们认为，机器生产已经减少了工人的体力消耗，多劳动是理所当然的事。

　　加之教会也认为，闲散的头脑是“魔鬼的活动场所”，所以当时工厂工人每周工作近100小时是常有之事：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0到16小时。

　　20世纪初期，中国的手工作坊也开始向大工厂生产过渡，上海缫丝厂聘用童工做工时

　　1817年，纺织工厂主罗伯特·欧文提出了“8小时工作，8小时消遣，8小时睡觉”的口号，让广大劳苦大众看到了明天。

　　1836年，美国《全国劳工报》的一篇文章也力挺罗伯特·欧文：“我们相信每日劳动8小时已经太够了。”

　　很快，8小时工作制就首先被应用在美国的Z工作人员身上。到了20世纪初，许多行业已经采用了8小时工作制，但大多数人仍然每周工作6天。

　　1945年，工人将他的工时卡插入打卡机，文件柜上也密密麻麻地挂着其他人的工时卡

　　如今，大部分企业也采取了打卡算工时的制度。1988年，深圳蛇口工业开发区，女工下班打卡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6年。这一年，福特公司石破天惊地采用了为期5天、每周40小时的工作制，并且将工人们的薪资翻了一番。

　　不久，福特发现，工人每周工作40小时比工作48小时的效率要高得多，公司的利润率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于是美国及大洋彼岸的众多企业纷纷效仿福特公司的做法。

　　就这样，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的传统在大部分国家中被约定俗成地流传下来。

　　福特汽车底特律工厂，准时下班的的员工

　　40小时工作制的浪潮上山下海，很快也横向传递到遥远的东方。

　　1920年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工人也走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争取8小时工作制，主题是“劳工神圣”。

　　次年8月20日，《劳动周刊》于上海横空出世。

　　为了配合工人运动和罢工斗争，周刊经常发表不少反映劳工痛苦的文章，如《我们工人就活该死么》《到哪里诉冤屈呢?》《反正是工人倒霉》等

　　四开四版的小报边旁，常用大字登载“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等斗争口号。

　　“当时李启汉主编的《劳动周刊》，内容是资本家怎样无理地压迫工人，哪里发生了罢工，哪里工人在斗争等消息。”80年代初，一位老工人回忆起周刊时说。

　　路矿当局一连三个月拖欠工资，使工人生活陷入绝境，1922年9月14日，江西安源路矿工人爆发了大罢工。次年，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也提出了“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教育”的口号。后来，中华全国总工会通告全国实行“三八”制度

　　“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

　　及至新中国成立后，劳动部最终在1960年提出的《关于我国职员工作时间休息时间条例》中明确规定：“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6天、休息1天，每年有22个工作日休假”，同时，明令限制一切公私企业的加班加点。”

　　1987年3月，在我国最早的深圳蛇口工业开发区，一位包工头在监督着农民工干活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1854年，调查人员发现，商业系统中工作时间过长是普遍而严重的问题：山西省某百货公司的职工，连续1个多月，每天工作到凌晨2点钟;太原市食品公司饲养场的职工，有时候则从清晨5点钟干到第二天凌晨1点，将近20个小时。

　　1984年10月23日，上海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206工程队在联谊大厦的冒雨施工现场。该楼是上海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幢现代化办公楼，仅用了一年时间就竣工投入使用。当时，工程队甚至创造了一天完成一层楼的作业进度，被称为“上海速度”

　　在“大跃进”年代里，几乎所有的企业都熟衷于“夺高产”“放卫星”。而延长工时和加班加点也得到领导人的首肯。

　　1957年，刘少奇在《国营商业要有灵活性》中提到：“八小时工作制、星期天休息是群众的习惯，但绝不是不看情况……在我们的工作走下坡路、搞不赢资本主义的时候，为什么还一定要坚持八小时工作?为什么不能做夜班?国营商业应当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贩学习，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

　　为了保证“大跃进”的成功，建筑行业不得不延长每天的工作时间，而且，连可怜的每周一天的休息日，也被调整为两周休息一天。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则压根就没有休息日的概念。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天津钢厂线材部于1952年2月份创造了27项新纪录。线材部工人刘长福领导的小组，因超额完成增产节约计划，成绩突出而登上《人民画报》1952年第4期封面

　　北京市民方先生回忆起那段日子时说：“那时候，我们提倡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建设新中国，有干不完的工作，经常加班加点似乎都是很正常的，单位的很Z员连加班费都不要，习惯了一周工作六天的我们，根本没有奢望过五天工作制。”

　　1962年，周恩来视察国营齐齐哈尔和平机器厂

　　蒙紫摄于1964年1月21日：“一进入热气腾腾的大庆油田区，就立刻被那火热的斗争生活所感染。大庆人朝气勃勃，忘我劳动的热情，激动着我……一天清晨，我随钻井大队长王进喜同志去看一口打得笔直的油井的固井战斗……工人们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紧张忙碌地工作着。”

　　另外，为了不影响正常的工作，一些日常会议和其他群众性集体活动，一般都在休息时间进行。

　　就这样，不止是“从摇篮到坟墓”，职工们的休息时间也被Z建设承包了下来。曾有退休老人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只记得周末都是“义务劳动日，哪有什么休闲”。

　　因此，有人戏称，那些整天为工作疲于奔命的人是“无法无天”——既没有《劳动法》保护，也没有星期天。

　　北京火车站前，周日的“五讲四美”义务劳动

　　由于周末只有一天假，很多活儿都得堆在这天干，换煤气、洗衣服、逛街、买菜、看老人、陪孩子上课，很难有时间去休息和学习。

　　因此，“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成为当时一种流行说法。

　　1988年，北京市职工平均每天只有2小时3分钟用于文娱活动和学习，而上海职工则只有35分钟用于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这个数字在天津更低，只有34分钟。图为下班后职工在难得的清闲时刻打乒乓球

　　由于假期太短，事情又多，上班族很难离开自己的生活范围跑到外地去。

　　对外界的好奇与向往，使得介绍“世界真奇妙”的《正大综艺》成了当时最火爆的节目。

　　80%的人选择多休一天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潮涌动，人们对休闲的渴望如天外隐雷般隐隐作动，对改革六天工作制也越发期盼。

　　彼时，我国是世界上仅有的4个没有实行年带薪休假制的国家之一，人们的全年工时量是2448小时，远远高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1800小时。

　　虽然企业和事业单位加班加点十分普遍，但工作时间却未被有效利用，据当时北京、天津、上海3大城市的调查，80年代大部分企业的有效工时只有40%~60%。迟到早退，上班时间看报纸、织毛衣、溜出去买菜、接孩子都是常事。图为某国企的接待处，服务员在帮别人扎小辫。人浮于事最终导致国企职工大面积下岗

　　1986年5月，“缩短工时课题组”成立。

　　在一项社会意向调查中，课题组人员惊讶地发现， 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竟有80%以上的受访者在每周“增加一天工资”和“不增工资、增加一天休息”之间，选择了后者。

　　1988年6月的一个傍晚，蛇口工业开发区的培训中心前停满打工者的自行车，这里学习的气氛很浓：“要想站住脚，就要自我增值。”

　　起初研究人员认为，工时突然缩减至40小时，步子迈得太大，主张先减到44小时。于是，便按照“两周休息三天”的办法进行休假。

　　1994年3月5日，是第一个“隔周”休息的星期六。第二天，各地多家媒体纷纷报导：“昨天是第一个双休日，全市有几十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忘了‘今天我休息’，照常一大早赶到单位。”

　　“战斗的星期天”终于变成了“愉快的休息日”，这时的中国人才有了“度周末”的意识。

　　上海实行五天半工作制之后，到苏州旅游的上海人数激增。

　　节假日电话亭打出半价优惠活动，为的是吸引节假日才有闲时的打工一族

　　在“44小时工作制”实行一年之后，再次缩短工时的呼声越来越高。1995年3月25日，Z令再次宣布，自当年5月1日起，全国实行5天工作制。

　　同年7月，《劳动法》正式出台，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

　　消息一经公布，就有人感叹道：“每周有两日不用上班上学，简直是比天上掉馅饼还美好的事。”

　　以至于当年开始实行这个规定的时候，大家还以为是谣言，打死都不肯相信。

　　“中国的老百姓从未如此这么幸福过。”这样的“幸福感”在当年歌手孙悦的一首传遍大街小巷的《心情不错》中也有所体现：“这一年总的来说，高兴的事儿挺多，身体不错，工作不错，心情也不错。”

　　随着6次提速后的列车朝发夕至，新航线不断增加，周五晚上去，周一早上回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出游模式。”

　　1996年春节，上海第二毛纺厂，坚持节日生产的一群打工妹用卡拉OK高唱流行歌曲《潇洒走一回》

　　老板说金窝银窝，不如办公桌

　　“自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来，中国工人的工作时间越来越短。”北京国际工商大学的劳动经济学家李长安表示。

　　但进入到21世纪，事情又一次起了变化。

　　据《中国工时制度的定位研究》，2001年平均周工作时间是44.9小时，2005年则上涨到了47.8小时。私营个体雇员的平均工作时间，更是在49小时以上。

　　2021年3月8日，湖南省郴州市。护士室的墙上挂着“加班本”，加班对于这群白衣天使来说，已是一种常态，因为经常会有需要进行紧急手术抢救生命的突发情况

　　2012年2月13日，广东省东莞市，工业区的打工者在工厂门前的小吃摊吃晚饭，晚饭后还要加班

　　中国各地似乎都在上演相似的一幕：随着个人野心越来越膨胀，组织文化越来越激进，而科技又能让你始终在线，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已经丧失了边界感。

　　2021年4月21日，北京，午夜时分，某兼职公司客户部经理，完成工作后在办公室宿舍躺下看视频。他一周五天都在改造的会议室内睡觉，以避免每天一个多小时的通勤时间

　　2012年10月31日，为了迎接“光棍节”的淘宝“双十一”促销活动，某网商在办公室内搭起帐篷，为晚上加班的员工休息作准备

　　2015年，杭州某仓库内的标语：“帅已醒，丑依睡，我发货，72小时”

　　在当今这个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操过一万遍的世道里，真正意义上纯洁无邪的假期早已绝迹。

　　在办公室里坐满8小时然后下班走人，向人生的另外三分之二逃亡，或者在周末不接老板的电话——实在是不太现实。

　　2011年，上海火车站北广场附近的胶囊旅馆。胶囊旅馆起源于日本东京，最初是为上班族打造的。在东京打车很贵，上班族有时加班到半夜，就去胶囊旅馆住一晚。而在上海情况也类似。“晚上11点以后地铁没了，打车也很贵，第二天一早还要赶公交回来，挤车，堵车……那还不如住一下胶囊旅馆，也就几十块钱，还能多睡几个小时。”

　　“老板有个奇妙的生理高潮点，发生在每天下午5点半左右。在此之前，他通常不做决策。一到5点半，整个人便陡然焕发起来，两眼扫过之处寸草不生。”克里斯·吴在公司树洞披露了一则消息。

　　几个月前，他才刚刚来到上海某创业公司实习，但如今他已经把这里当家了。

　　老板给他们配置了高速Wi-Fi，以及一架专供即兴演奏的钢琴，冰箱里还塞满了饮料和零食。公司的厨师每天都会为他们熬制汤品——有时是牛肉汤，有时是绿豆汤。就连办公室的椅子，都符合人体工学。

　　而大部分同事都是远赴他乡，举目无亲的人，他们可以在办公室写塞纳河的斗转星移，也感叹爱情的大江东去，但就是不回家。

　　26岁的陈先生在一家西二旗软件公司做程序设计。公司给他们每人配了一台mac，带着mac回去赶工是常事。

　　每次加班，小陈就用五环外价值观安慰自己：“每加5次班，我家未来那层150平米的房子又多了一块砖。”——即使下了班也像打了鸡血一样，开着DiDi到处接单。

　　北卡罗来纳州精神治疗师布莱恩·罗宾逊这样解释这种现象：“工作狂是一种强烈的冲动，正常人在工作时想着去滑雪，而工作狂则在滑雪时想着回去工作。”

　　2015年腾讯地图大数据绘制的春节加班地图

　　但并非所有人都乐在其中。2021年夏天，一段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来自上海的彩虹合唱团演唱了一首名为《感觉身体被掏空》的歌曲，引发广大“加班狗”的共鸣。

　　《中国日报》也发表社论称，称日本的“过劳死”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

　　2021年8月8日，上海街头，一场名为“孤独沙发”的行为艺术震撼上演，40位“妻子”走上街头抗议丈夫过度加班

　　“在一个人手不够的公司里，老板连床都给你铺好了，你好意思走吗?”克里斯·吴反问。

　　这就好像说“读书能改变命运”一样，你的高中班主任也问过你：“你说，是老师在逼你学习吗?”——终究是一道送命题。

　　而真实的答案，不是消失在风中，就是溶解在时代的大步伐中。

　　1982年下半年，在蛇口工业区车来人往的蛇口码头，竖立起一个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翻译成2021年的流行文本，则是：“富士康流水线上任何一个人都比你努力多了”，“要想快速升级进化，就连QQ宠物也要加班加点打工。”

　　正如罗素在1932年写道：“以前的人有一种无忧无虑玩耍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如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对效率的崇拜而被抑制了。现代人会充分考虑其他方面的利益，但却从来不考虑自己的利益。”

　　此时此刻，唯一能让小李感到和8小时工作制有交集的，是公司按照8小时工时给他支付的工资。而他并不孤独。在无数个相隔万里，但却产地相同的中国式加班里，他找到了自己的心灵栖息地。

　　最后拥有多年打工经历的都市社会人真心祝愿，工作为各位朋友带来的是成就感而不是掏空感。

　　参考文章

　　[1]《世界上哪个国家工作时间最长，年假最少?》BBC Chinese

　　[2]How hard does China work?，Tom Phillips

　　[3]《Z转发天津市劳动工资委员会关子建筑业实行九小时、大礼拜期间工资支付问题的意见》

　　[4]《有关劳动工资问题的一些意见》，刘少奇

　　[5]《不会尘封的记忆：百姓生活30年》，李桂杰

　　[6]《一年休假四个月,活怎么干——写在五天工作制实施之际》，傅刚

　　[7]《国营商业要有灵活性》，刘少奇

　　[8]《国人享受双休日须感谢美国吗?》，腾讯历史

　　[9]《我国五天工作制出台始末》，傅刚

　　[10]《中国人假期65年变迁史：单休改双休用了45年》，新闻极客，梁超

　　[11]《中国大陆双休日的来历》，绍宜

　　[12]《加班的本质：从劳动法及八小时工作制的起源谈起》，胡洁